從上述一系列表格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負責編制預算、執(zhí)行預算，同時，這些機構和部門也有監(jiān)督職能，而人大及其有關專門委員會和工作委員會負責預算的審查、批準和監(jiān)督等具體工作。
而《預算法》修訂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預算管理的核心權力在人大與財政部門之間的合理配置問題。
開始于2004年的《預算法》修訂工作之所以暫停，從一定程度上來源于人大與財政部門在爭當預算部門的“龍頭與核心”方面存在著較大分歧。
從國家預算編制理論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代表著廣大民眾的利益，因此加強人大及其常委會在預算管理中的權力配置，提升其應有的預算管理權威有助于推進預算管理的法治化和科學化水平。
但是在現(xiàn)實中，由于各級人大全體會議的會期相對較短，會議期間審議的事項涉及社會民生的方方面面，導致人大全體會議對于政府預算草案的審議，難免不夠深入和細化。
在預算管理專業(yè)程度上，各級人大常委會及其專門委員會，較之同級財政部門具有更為明顯的劣勢。
這就使得這種加強人大常委會預算監(jiān)督權的預算法修訂取向難以獲得更加廣泛的立法支持，人大和財政部門之間的某種權力之爭，也進一步導致了預算法修訂陷入某種困境與僵局。

三、預算法與部門法的沖突與協(xié)調問題
我國《教育法》、《農(nóng)業(yè)法》等部門法中的“法定支出”對《預算法》執(zhí)行造成的巨大沖擊，由來已久且不斷惡化，其本質是財政資金的授權安排究竟應受制于《預算法》還是其他部門法律。
從《預算法》的“經(jīng)濟憲法”地位來看，當然應該是受制于前者，然而，《預算法》中對此適用問題并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
據(jù)調查，上級各項法律、政策、配套等新增支出，在有些地方占到當年可用財力增加額的200%以上。在一些省每年僅教育、農(nóng)業(yè)、科技三項按法律要求安排的支出增長就要占當年新增財力的一半以上。
尤為嚴重的是，某些部門法對于法定支出的規(guī)定，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要求各級財政均應按照僵化固定的比例保持法定支出的增長。